2012年以來，在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框架下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經歷了多次重大改革，尤其是里程碑式的2015年“8·11”匯改后，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漸增加，也打破了此前所謂的關鍵點位7的限制，一個有漲有跌、雙向波動的人民幣新形象已然為外界所熟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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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專訪時稱，在匯改的十年間，市場和監管對于匯率波動的容忍度、適應性、承受力都大大增強，尤其是“8·11”匯改讓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得到根本性提高。

“盡管這次匯改初期遭遇了資本外流、儲備下降、匯率貶值等劇烈沖擊，但經過兩年的集中調整后，央行基本退出了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干預，不論是匯率政策還是監管政策都回歸中性，而保留了更具市場化的宏觀審慎措施，更多地讓匯率浮動發揮吸收內外部沖擊的調節作用，匯改成果也經受住了匯市震蕩的檢驗。”管濤說。

管濤認為，匯改十年已結出了六大“果實”。

第一，匯率市場化程度提高。十年來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擴大、彈性增加。2013年至2017年，人民幣匯率年度最大振幅平均相當于其他七種主要儲備貨幣的37.2%，2018年至2022年跳升至68.5%，其中2022年前8個月為66.7%。人民幣已初步具備成熟貨幣隨機游走、類自由浮動的特征。

管濤說，官方逐步建立健全了以逆周期因子、遠期購匯外匯風險準備金、跨境投融資宏觀審慎系數、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等工具為主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，有效防范化解順周期跨境資本流動沖擊風險。

第二，中間價基準地位增強。盡管央行退出了外匯常態干預，并將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，但因此前央行已重塑市場公信力，至今中間價仍有著重要的政策信號作用。

第三，市場反應更趨理性化。管濤說，現在，人民幣有漲有跌、雙向波動成為新常態，及時釋放了市場壓力，避免了預期積累。經歷了2015年和2016年的集中調整后，民間貨幣錯配明顯改善，增強了市場承受力。雖然境內股市和匯市有時仍會同漲同跌，但再沒有因為信心危機傳染引發的“股匯雙殺”。

第四，貨幣政策自主性增加。管濤指出，在基本退出外匯干預后，央行總資產中外匯占款占比快速下降，央行資產負債表管理由對外資產主導轉為國內信貸主導，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加強。同時，匯率浮動已成為吸收內外部沖擊的減震器，減輕了匯率政策對央行貨幣政策的束縛。

第五，國際收支平衡性改善。管濤表示，2018年以來，隨著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彈性增加，匯率調節國際收支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穩定器作用正常發揮，促進了經常項目順差、資本項目逆差、外匯儲備資產小幅變動的國際收支自主平衡。

第六，貨幣國際化穩步提速。管濤表示，近年來無論人民幣匯率漲跌，有關部門除了調整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外，沒有引入新的資本外匯管制措施，反而不斷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，增強了外國投資者信心。而且人民幣股票和債券先后被納入全球主要指數，吸引了外資增加人民幣資產配置。

管濤稱，尤其是最近外資減持人民幣債、人民幣匯率急跌，中國不僅沒有采取管制措施，反而進一步統籌推動境內銀行間和交易所債券市場開放，穩定了市場預期，避免了外資流出導致匯率貶值的惡性循環。

伴隨著匯改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穩步推進。2016年，人民幣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(SDR)貨幣籃子，今年8月起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最新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，人民幣在其中的權重由此前10.92%上調至12.28%。

從人民幣“加入籃子”到份額提升，管濤認為，這是對過去人民幣國際化新進展的肯定和認可，也是一個很大的激勵，同樣也會倒逼中國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，維持人民幣國際化良好發展勢頭。

在談及未來如何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時，管濤特別強調，政策上對在岸、離岸市場的發展應該一視同仁。金融開放要行穩致遠，發展有深度廣度、有流動性的在岸外匯市場非常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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